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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心盼望摆脱家庭桎梏的黄芷夏也如愿得到了姑父的资助,包括未来的大学学业都有了经济保障,但前提是她必须签署一份文件,承诺学习金融,日后为银行工作。黄芷夏欣然同意。
在民国十九年以前,中国没有专门的金融院校,许多重要的华资银行只能自己建立培训班或学校,培养专门人才。学生至少需要高中学历,并通过特殊的入学考试。三年制课程包括银行实务、外汇、商业法律、会计、商业地里、保险、企业组织、英语等。(1)
在授课以外,学员还被派到各分支机构和业务部门实习,以检视其所学。
高要求,高竞争,同时意味着高回报。华资银行的员工福利比大部分现代企业更加先进优厚。拿梁孚生的达兴银行来说,最低级别的员工月薪为50元,外加超过一个月工资的年终奖金。他们每周只工作六天,年假十七天,女员工有四十天产假,还有带薪病假和紧急事假。(2)
银行为员工修建了宿舍,租金仅为市场价的百分之四十。
以及完善的退休制度。
因此,在大银行工作,等于捧上金饭碗。
秋意到不同岗位实习,大开眼界,若非山河破碎国土沦丧,他心怀参军梦,倒也真想投入金融行业,长长见识。
两年的时间,他对父亲梁孚生的了解愈渐加深。
那真是个复杂难以言说的人。
当年梁孚生与黄梵茵婚后曾一起出国留学,双生子被安置在黄家,由两位老人照料。回国后他创办了达兴银行,没有钱,资本仅凑集了几万银元,是当时上海最小的银行,员工仅有六名。初期他个人几乎包揽了所有业务,拉存款、放贷款、搞关系,短短几年时间,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银行在他的经营之下迅速发展起来。
当时政府债券投机盛行,不少学者与企业抨击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对于国家的工业没有起到任何帮助。
这自然是夸张而严峻的指控,事实上大多数成功的银行很少涉足政府债务,甚至还想方设法不买公债,而凡是以公债投机和对政府放款为主营业务的银行,一般都很短命。(3)
梁孚生告诉秋意:“我国的现代工业太过薄弱,向他们提供长期贷款的风险非常大,银行家毕竟不是慈善家。”
话虽如此,从资料来看,这些年他向纺织业和面粉业提供的贷款超过银行资本金的一半,难道这不算对国家工业的支持与推动吗?
报纸和期刊上还经常指控现代银行资助军阀内战,破坏中国经济,有责任心的作家们亦乐此不疲地写书揭露资本家的丑陋面目。
早在北伐时期,梁孚生作为金融界的一员,曾秘密参与筹款支援北伐军。他和所有银行家一样,对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和政治动荡感到厌烦,急切地需要一个稳定且强大的新政权来保护他们的利益。(4)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了树立国际信誉和地位,他们承认并继承了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巨额的遗留债务,同时开始举借新债。
国民政府发行的第一笔内债起初无人认购,于是向银行强制摊派,甚至采取政治胁迫、绑架等极端恐怖手段募集资金。十四个月内,共发行上亿公债,均由金融界承受,先行垫付,陆续发售。此举引起了上海工商界的强烈不满和恐惧。(4)
民族资本一再被压榨勒索,他们又变成了政府的钱袋子。
当秋意逐渐了解到这些,对父亲的看法变得极其复杂。
他在重庆的街头巷尾长大,参加过许多游行,反对军阀,反对内战,即便如今来到上海,成为银行家的儿子,也依然不能融入上流社会。他的自我认知与父亲并不在同一阶级。
1935年底,秋意加入了上海各校组织的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取消华北自治组织,释放北平爱国学生,抗议南京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
游行数日后,秋意病倒,查出肺结核,跟着住进疗养院,一恍大半年。
七月初,检查显示他的肺部病灶钙化,形成包裹,进入静止期,不再排菌,医生宣布他的肺结核被治愈。
死里逃生,出乎预料。
梁孚生接他回梁公馆休息调养。
秋意迫不及待想打听温琰的近况,于是往重庆发了一封电报。
可他不知道此时此刻,几位小伙伴已经坐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他们即将碰面。
——
话说朗华还清债务那天,人模狗样的,特地请温琰和青蔓下馆子吃饭。
自从春季开学,温琰因为跑货旷课两次,险些被学校开除,这是最后一个学期,马上要毕业了,她不敢造次,乖乖回到学堂,投入课业中。
之后朗华干了些什么勾当把欠债还清的,不得而知,反正他脑筋灵活,邪门歪道路子野,只要缓过一口气就能起死回生。
“两位恩人。”朗华起身,郑重地向她们敬酒:“感谢你们拉我一把,当时我犯浑,不听劝告,沉迷赌博,差点被人砍掉一只手,幸亏你们没有抛弃我,特别是琰琰,够仗义,你的恩情我会记一辈子。”
温琰带着课本出来的,压根儿没听他说话,自顾低头默念着,青蔓拉拉她的袖子,她才反应过来,端起茶盏,“嗯嗯”两声敷衍,与朗华碰杯。
“我讲真的,”朗华落座:“小时候我妈带我去算命,人家说我命中有女人相助,这一辈子的鸿运都跟女人有关,特别适合做上门女婿,诶,以前我还不相信,这下信了,现在肯定有位千金小姐在等我去倒插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