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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写字的老先生是绍兴人,我给他买的臭鳜鱼。”林翼掩饰。
知微接口说:“我也要吃,坛子在哪儿呢”
“你别乱翻。”林翼拦她。
但她已经揭开墙边的一张油布,下面堆的尽是书和纸笔。那股味道更浓了,是硫磺。
知微也是学过印刷的人,知道这是做旧的法子,不是最好的,却最快。有人买,有人卖,林翼在中间做个掮客,但经手的东西未必都是真的。
她回头,明知故问:“你到底在做什么”
林翼不语,半天才开口:“上海有几个有钱人的铜钿是干干净净来的他们求字画,要的不过就是一个面子。我成全他们面子,他们成全我里子。至于是真是假,有什么不同呢”
“不会出事吧”知微问。
他倒也不在乎了,说:“就算看出来是假的,追究起来也是他们自己吃亏。横竖我就这么一条命,随便怎么样。”
电灯泡的光有些刺目,硫磺的味道好像也更浓了,阁楼里连可以坐一坐的凳子都没有,两人站在斜屋顶下面低着头。不知是因为热,还是局促,汗都蒸出来。
最后还是知微,去老虎窗那里探头往外面张了张,熟门熟路地爬上去,坐到青瓦和油毡上。
像从前一样,眼前是一大片枯黑的屋顶,一直绵延到远处,与透蓝的夜空连在一起。
林翼跟着爬上来,手里拿着一样东西,递给她。
她接过来,见是那只糖果匣,好像一夜之间变旧了,铁皮表面褪了颜色,失了光泽,有的地方被压得凹了下去。
她打开,里面满满的,都是她从前攒的烟画,再往下是七周岁留念的照片,还有父亲的那个本子,扣着皮绳,鼓鼓胀胀得。
“我去过你藏东西的地方,这本子也在里面。”林翼解释。
她不语,低着头,一页页地翻着,看着。
林翼还在旁边说:“我是好好学过手艺的,调浆糊,裱画,木版水印,可是一个月只赚六块银洋,再看看书画行里那么些老秀才,几十年的学问,很好的字,丁点儿不错地抄几千个字,到手不过一个银角子……”
“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坏人”他终于问出来。
知微仍旧低头看着那个本子,说:“什么是坏人什么是好人呢”
在此地,无论做什么都需要钱,很多的钱。
林翼不说话了。她便也不语,吹着风,腿顺着屋顶的斜坡伸展开去。
他跟她一样,就那么坐在那里看着远处,很久才道:“我去过闸北的育婴堂,华界的蒙养院,到处都找了……”
“哦。”她应了一声,说,“你找不到我,所以只能我来找你了。”
他轻轻地笑,顿了顿才问:“你找我做什么呢”
她也轻轻笑起来,答:“当然是一起赚钞票。”
第34章 五福弄(2)
欣愉和知微反复地看着父亲留下笔记。
不过几年功夫,纸页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无论是铅笔还是钢笔写的,都有些模糊不清了。
页眉标记着年份和日期,最开始是 1911 年,八月,九月,十月……各种潦草记下的人名,证物清单,以及随手画成的地图,一直延续到次年七月份,突然断了。
再往后翻,字迹似乎新了一点,年份也变成了 1919,九月,十月,十一月……直到 1920 年的七月份。
钟庆年就死在那个时候。
时隔八年,她们在巡捕房里听到看到的,终于和林翼当时在坟山路听说的合在了一起。停尸房里的所见似乎也应证了外面的传说,父亲的伤情不光是火车留下的,更像是被绑在轨道上,死于他自己的配枪之下。
她们一直认为这件事一定与他当时做的案子有关,但笔记本上记录的最后一件案子却根本不是 1920 年的事。
那上面明明白白画着一条时间线,从“1908 年,北京东交民巷汇丰银行,夏与阳”,一直到“1914 年,天津租界,关庆东报案”。
年份一下子又往前推了那么许多,地方更是远得不相干。唯独“夏与阳”这个名字用红铅笔圈了几圈。
欣愉看着,好像想起什么,一径往前面翻。
找到 1912 年那部分,其中一页上描了个小小的方印,蓝钢笔墨水褪了颜色,线条也晕开了些,但还是能清楚地看见阳文楷书的四个字,“夏与阳印”。旁边还有铅笔写的两条批注,一条是“0623 号证物支票丢失”,紧接着的另一条写着“同案疑犯楼小琼身亡”。
名字对上了。但给她留下印象,让她翻回到这里来的其实并不是这个印章,而是同一页上的另一行字——1912 年,上海钱业公会,叶少钧。
“叶少钧”三个字同样用红铅笔画了圈。
其他人也许看不出来,但知微可以确定,这两个圈有一样的力度和弧度,经历了一样的岁月,褪去了一样的颜色与光泽,是同一个人用同一支笔在同一天画下的。
一定是有意思的。
欣愉想到了工部局公众图书馆。听女校的先生讲,那里存着历年的报纸,上面关于英美租界的新闻也许会有对这两件案子的报道。
那时,女校已经复课,是知微仿了舍监的笔迹,替她填了出校门的单子,走很远的路,再乘电车,到开在福州路菜场楼上的图书馆里去。
虽然当时工部局图书馆已对华人开放,但读者大都是西侨,馆藏的书籍也都是英文的,报纸更是仅限于大美、字林西报与大陆报几种。近一些的年份是装订成册的原件,摆在免费的阅览室里。更久的已经给制成了幻灯片,需要缴会费,去档案室的一个机器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