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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来的研究员都是在美的留学生,耶鲁,康奈尔,普林斯顿,各个履历骄人。
而钟欣愉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的一个女人。
于是,大学里集体作业的场景重现。
同僚们起初只当她是秘书。有好几个头一回来面试,从外面走进来,很自然地摘下礼帽递给她去挂好。直到正式录用,互相介绍之后,才知道她跟他们是一样的身份,多少有些意外。
但煮咖啡的工作还是交给她了,也常有人品评她的穿着,甚至连眼光都差不多,说她长得有几分像电影明星黄柳霜。
还有就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整个写字间搞得像瑶池仙境。这些人都受西方教育,自诩绅士,要是在别处,总会问一句“小姐是否介意”,但在这里不会。是她闯入了他们的地盘。
而钟欣愉也是真的不介意,与当时的情况比起来,这些都是最无关痛痒的枝节。
国内的战事继续演进,顾问室不断收到越洋寄来的材料。在此地工作,不光可以看到战地新闻,还有更多的统计数据。
近千家工厂被毁坏,60 万人失去工作。工业损失 5.6 亿,对整体损失的估计更是从 10 亿、20 亿一直攀升到了 30 亿元法币。确切数字几乎不可预料,其中还未包括 8 亿多美元的外国投资。
仅淞沪一役,几个月的时间,上海这个民国最大的城市便丧失了 70%的工业生产力,整个国家的经济倒退了数十年。
流离失所者更是以百万计,无数难民涌入仅 10 平方英里的租界,数周之内人口从 150 万暴涨至 400 万。共计 175 个难民营被建立起来,但还是有更多的人露宿街头。瘟疫之后,又有寒冷来袭。那年岁末,租界卫生处收到了至少十万具尸体。
而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和平世界,他们这群研究员所做的,也就是把这些材料译成英文,整理造册,作为争取战争援助的依据而已。
报纸上说:天下第一军坚守数月,现奉命转进。虽然淞沪沦陷,但却破碎了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且为工业界留出时间,成功将重要设备转移到了后方。
文章写得很是让人振奋,但其实大家都知道,所谓“转进”,就是撤退的美称。
而且,顾问室里全是学经济的,势必想得更深一些。战局到了这一步,他们几乎都对后来的发展不抱任何希望。
原因只有一个,却又足够致命——钱。
国土沦陷得太快了,工厂设备可以带走,但钞票却很难。他们根据法币的发行量和流通数据做了推测,至少还有十四亿沉淀在华北,八亿在华中与华南,也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一的法币被留在了日占区。倘若被日本人收兑,拿到租界市场上抛售,法币的汇率肯定是要崩溃的。
当然,也有过一些争论。
有人稍稍乐观一点,说:“英美在租界还有大量房产和工厂,都要以法币计价,如果发生那样的事,他们不会不管的。”
“那要是都推到后方去呢”耶鲁毕业的那位反问,“战时物资本来就紧缺,再加上川渝地区运输不畅,已经有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如果把整个中国的货币集中到那一小块地方,后果不敢设想。”
话说得很有道理。正方语塞,无奈摇头。
耶鲁又补上一句:“到时候买不起粮食、药品、武器,国民都饿死病死了,后方大乱,还谈什么全面抗战”
正方勉强挽尊,说:“如今之际,也只有争取国际援助了。你我虽然身在和平世界,但做的事或许比前线的战士更有用吧。”
这话倒是听得入耳,几个人都笑起来,又各自回去桌边继续译写材料。
不一定,钟欣愉却在心里这样想。
她不曾参与讨论,只是默默写了一篇报告交到程佩青那里。但也是在意料之中,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程先生还是像从前一样,与她保持着体面的距离。而她,也不想让自己显得特殊。
此后数月,战线推进的速度终于缓慢下来,战事陷入胶着。股市汇市却是险象环生,顾问室最初预测的那些情况一个个地应验了。
日本人在北平扶持了所谓“维新政府”,又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一种纸钞,名字叫“联银券”。因为急于出笼,刻制券版是来不及了,用的还是过去大清银行留下来的钢版,改了抬头的行名,再把摄政王的画像换成黄帝、关羽、岳飞和孔子。
虽然印制粗陋以至于儿戏,但有日军的枪炮帮扶,照样在沦陷区收兑老百姓手里的法币,拿到租界外汇市场上抛售,一方面打压法币汇价,另一方面套取美元与英镑,大肆收买物资。
再加上乱世生存艰难,实业或者房产都不可靠。所谓投资,也只剩下投机一条路。就算是在租界,甚至国统区,手里称几个钱的人也都在跟风卖出法币,想赶紧换成英美纸钞或者金银之类的硬通货。
法币的汇价就这样一路跌下去,仅仅几个月功夫,就从最初的一元兑英镑十四便士半,到跌破一先令,再到八便士上下。
重庆政府紧急照会各大银行,开始限制外汇买卖。但外行未必听他们的,中、中、交三行里又有太多可以绕开禁令的人,甚至连官家自己也在想怎么把钱赶紧转出去。所以这风潮一时间根本控不住。
消息传到顾问室,几个研究员都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虽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也不出意料。结论总归只有一个,短则数月,最迟不过年底,法币估计就挺不住了。如今之际,唯有倚靠英美的帮扶才有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