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蜉蝣”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地就出场了。

    我们都一惊，虽然早有预告，但到了真正在电视里，看见穿着喜庆的红色的他们登上全国最大的舞台，总觉得有种不真实感。他们就只唱一首歌，今年大热的《想要变成美人》，并和一众艺人、全场观众一起跳奇葩又喜庆的“洗脸舞”。

    短短的四分钟，烧滚了全场，就足以让全国的观众都发出了竭斯底里的呐喊——

    “我们需要摇滚！”

    是的，即便这首《想要变成美人》，只是土味摇滚。

    但是我们不要流水线，不要千人一面，不要空洞浮躁，我们要真实，要自由，要抗争，要内涵，要信仰，要梦想！

    一曲毕，四个小伙子都喘着气，发丝下隐约闪着细汗，他们笑着，向全国关注表示感恩和祝福，在翻飞的金片里，是比金色更耀眼的骄傲。

    看着最后一个画面，我莫名就哭了起来。

    我抓着林柏伦的胳膊呜呜大哭，林伯伯和妈妈也站在沙发后面，用了俯视众生的目光对视了一眼。

    从今以后，就是年轻人们的世界了啊。

    哭完了，我就给何星楚打电话。他那头仍然是乱成一锅粥，我这个时间卡得很不科学。但是他最后逃跑了，就穿着舞台服，从会场跑到了街道，一边跑，一边断断续续地给我汇报街上的景色。

    北京下雪了，他在给我直播他看到的雪片的形状。

    我给他说我的烦恼，我的纠结。他在街头上抖着，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听着从别人家传出来的电视声、笑声，给我说了一个故事。

    他说从前有个傻小子，最喜欢逗人笑，所以他最喜欢看喜剧，最爱研究各种段子。他很逗趣，大家偶尔也会称赞他很有趣，但大家都没有放在心上。渐渐的大家长大了，傻小子也变了，他因为太想变得有趣，本人已经很无趣了，还很阴郁。他迷上了独特的音乐表演来活化现场，但是大家依然不怎么放在心上。

    只有一个人，把它放在了心上。这个人一直陪伴着他，让他不至于孤零零一个人，他唱歌，他就伴奏，他跳舞，他就伴舞，他表演，他就撒花。因为有他，其他人也聚集来了，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开始傻小子总是很担心他们会同床异梦、貌合神离，但这些人总是粘合在他的身边。他们信任他，鼓励他，他说唱什么歌，他们就伴奏，他说演什么剧，他们就算剃光头、脱光衣、扮女人、大冬天跳水、走钢丝、耍体操，全部就照着做，而且做到最好，明明他们食不果腹，他们毫无自尊。

    “所以最重要的，是人哪。我想，是先有了人，才有的事业吧！”

    他那些柔软的话语，通过无线电，穿越了大江南北几千公里，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我听懂了他的话。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近在眼前的万家灯火，若有所思地笑了起来。

    当然人是最重要的，不然，我都不会在这一刻听到那么好的话，感受到那么安稳的幸福。我想，我会先把金钱、荣誉、地位、欲望先放到一边，因为我知道，人不能主动去找它们，但它们天生有一双慧眼，总会找到值得这些的人们。

    度过了叙旧的年初一，回娘家的年初二，我就提着大包小包，爬上了那辆雅阁车，向几百公里的陌生城市进发。一大早起得比鸡早，看见何星楚那张惺忪的脸，我就笑。他也自觉可爱，给我办了个鬼脸，然后说，我买的东西最好别提上去，爸爸毒舌得很，东西过得了他的眼睛，也过不了他的嘴巴。

    我扑哧笑，说咱们怎么都摊着了一样的父母。

    然后一路上，他都给我说他是如何在父母的高压统治下艰难成长，在我家我爸从不揍我们，只拿眼睛一横，我就腿软。所以我很能明白如果父亲来主导孩子的教育，家里究竟有多恐怖。就像鲁迅先生控诉他父亲一样，父亲多是不懂得儿童心理，在无形中压榨着儿童的天真烂漫，而且他们大多急切而不自知。

    从小，何星楚在爸爸的眼里就是不正经、不成器的二孩。

    大孩沉静，三孩乖巧，还很聪明。

    不正经、嬉皮笑脸、平庸，于望子成龙的严肃的父亲眼里，就是死穴了。为了不惹父亲生气，何星楚天天都学习隐形，但仍是不行，因为他天□□抗争，不准的事，却还要常常踏足、挑战。在漫长的拉锯战中，母亲偏偏不太管事，人家都说夫妻要一个鼻孔出气，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孩子会很凌乱。所以在家里，妈妈也是个孩子，在爸爸的管制范围内。

    所以这位何妈妈，遭遇估计有点像我妈妈。

    但不同的是，我妈在我们面前可凶了，但何妈妈在孩子面前依然很怂。

    父子关系因为分离而得到短暂的缓解。

    我和何星楚都很清楚，搞摇滚的青年大部分都会和爸爸闹翻的，爸爸会把他们房间里乱七八糟的海报撕掉，会把他们的乐器丢掉，会指着他们做出来的CD骂，垃圾，社会渣滓。当然，何爸没有那么偏激，他只是不闻不问，以经济封锁表达着自己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