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换一种文化语境，也能推导出相应的伦理秩序体系，制定出类似的社会规范，但立论的方式并不相同。仍然举那个看似很幼儿园的例子，人为什么不能随地大小便？
    假如人的一切道德标准，都来源于神的启示，那么就必须按照这个逻辑去推导。因为神爱世人，随地大小便不卫生，会影响人居环境与人身健康，所以它违反了神的意志。
    假如在经典中，神说过某些话，那就好办了。假如是神没有提到过的事物，那必须要建立一个解构的过程，宛如从儒家的两条根本立论去推导，只是出发点是神。
    当然了，这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实际上在世界很多地方、很多时期，包括东国在内，不少人都的是随地大小便的，也没人去搞这种论证。
    举这个例子旨在说明，不同的文化传统背景下，推行社会教化的语境体系。
    看了上述的分析过程，有人难免就会产生一种疑问，假如将神灵从其中拿掉会怎么样？尤其是近代以来，很多优秀的哲学家与思想家，尽其才智做的就是这件事。
    有人称之为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按学术理想重新构建了一个古希莱文明。
    东国的文化背景中，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换成世界上任何一种其他的文明背景，这都是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那些优秀的哲人，往往只能采取两种方法，其一是去解构神，重新阐述什么才是真正的神和神性；其二就是创造另一种哲学概念去取代神，比如绝对精神。
    无论是上帝已死，还是存在先于本质，明显都带着这样的痕迹。很多人的著述都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闪耀着智慧的火花，用毕生精力去论证神是怎样一种存在，或者论证神也可以不存在。
    为什么祂绕不过去？因为祂从文明启蒙阶段就已经存在，是整个文明所建立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的来源，是文化立论的基础，只能用某种方式去重新解构。
    假如放弃神，用什么去维系社会道德体系？假如不放弃神，又怎么去解决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还有其至关重要的共情能力？
    开放性与包容性，是一种文化基因，是一种潜意识。假如缺乏它，文明就会体现出排他性与侵略性，在其强势的时候，将外部世界视为殖民对象，在其弱势的时候，又会导致内部的撕裂。
    还有一个问题是死结，某些文明对其他文明的侵夺史，在文化潜意识中是代表神的意志传播福音，从而找到了自圆其说道德依据。假如放弃了神，又如何从道德上去面对自身的历史？
    难道就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吗？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家都看到了，可是就算他们去论证“神不存在”这样的命题，也与东国文化有明显的差异。
    因为你在论证“神是怎样的存在”或者“神存不存在”时，神的概念就已经参与进来的了。哪怕最终的结论是“神并不存在”或“神无需存在”，方法也是在找另一种概念去取代神的地位。
    取代神的无论是“绝对精神”还是“存在本质”、“自由意志”，又或是“资本崇拜”、“消费崇拜”，与东国文化都是不一样的语境体系。
    因为东国文化的立论基础，从一开始就没有神的参与，也不需要用什么东西去取代它。
    问题回到现实，新联盟在几里国的社会改造中，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基础教材？
    因为当地的原始部落文化更复杂，有奇奇怪怪的各种神灵信仰，既有萨满、巫祝式的，也有西方殖民时代传播的宗教，更有现代从周边国家渗透的各种教派。
    怎么进行文化整合？任谁来都会头疼无比，假如推行某一种神灵信仰，可以预见将来无休止的纷争，假如立法禁绝民间所有的“迷信”，现实中的反弹立刻就会发生。
    只在原有的圈子里打转，几乎找不到出路。柯夫子的解决方案，高度不是在天花板上也不是在几层楼上，而是降维式的。
    华真行所学之儒，如果一定要称其为儒，并非直接继承于历史上的子丘，而是今天的柯孟朝所教，看上去却很原始朴素。
    夫子之学很开放，甚至可以成为推翻政权的理论依据，就是因为它最根本的立论，并没有不可置疑的神灵权威，遑论一个政权或一代君主？
    所以在东国历史上经历过很多次朝代更迭，人们对此感觉天经地义，从文化角度也能很好地去接受与阐释这种现象。
    每个朝代当然都讲究法统的名正言顺，后世的宫廷儒生创造了五德轮回之说，目的是为了解释本朝替代前朝的正义性。
    可是天道轮回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个圈子又转回来了，还是价值观的判断，社稷神器有德者居之。何谓有德？仁者有德，而仁就是忠恕。那个所谓的天道，仍然要符合人们需要的道德标准。
    所以在东国的文化语境中，“造反”在民间并非一定是道德上的贬义词。儒家的根本立论，就包含了朝代可以更迭的思想，甚至也包含了制度可以更迭的推论。
    儒家不谈鬼神，名为占卜之书的《易》却成为了儒家五经之首，那么儒家的易学又在说什么呢？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君子自强不息。
    东国历史上也曾有过至暗时刻，儒不需要神，但特定时代的宗法却成为神圣化的教条，偏离了其最根本的立论，就失去了其最宝贵的开放性与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