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听到。一直到皇帝“蓦然”发现自己的不当举止而加以改正，恢复正襟危坐的姿态为止。

    这种繁文缛节一样的君臣共同学习模式，其着眼点在于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再归结到现实，是为古为今用。所有称职的讲官都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有人断章取义，敷衍搪塞；或者以赞誉之词逢迎，恭维皇帝、太子，就会被判做失职。

    胤礽看到这里，心里头对于自己的出阁讲学，也就是“小经筵”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了大致的轮廓。只是他对于这种臣子们跪着和皇帝讲学的模式大皱眉头。

    大清国的经筵历史，可以追溯到满清太祖皇帝皇太极时期。羡慕喜爱汉家文化的太祖皇帝在崇德元年改国号为清的时候，就参照明朝经筵制度，设立了以“研经论史”为主要内容的御前讲席。

    而明朝的经筵制度，是沿袭自宋朝。可是，胤礽又从发现，宋朝初期，乃至汉唐时期，讲官们是坐着和皇帝讲经论学的。

    不过，让胤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却又理所当然的是，古往今来，最为重视这一学习制度的帝王，居然当属自家皇阿玛。

    正值壮年，精力充沛的他不光对经筵讲学没有任何的疲惫懈怠，也没有任何流于形式，疏于表面的意思。每次经筵都是正襟危坐，认认真真，聚精会神的听讲。

    可能好学是他的天xing，五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读书，八岁登基后，更是努力的做学问。十七八岁的时候酷爱学习，哪怕是因为勤学过劳咳出了血也没有停止。

    康熙十六年，他甚至把隔日进讲改为日日进讲，即使是出宫避暑的时期没间断过。平定三藩的时候，京师不安，机务繁重，翰林院上奏请求他改回隔日进讲，被他严词拒绝，生怕一日不苦学，学问就荒废生疏。

    深切了解学习汉家文化对于满清安稳统治的重要xing，明白要学好汉家文化就必须重视日讲的康熙皇帝，不光自己数年如一日的坚持每日进讲，还要求他的宝贝儿子胤礽也是如此。

    他为了让胤礽能够彻底的吃透四书五经的要义，真正的做到经世致用，早早的学习治人、治家、治国的文韬武略，特意让自己的老师们和讲官们，把他每日讲经的内容进行整理、编撰，制成专属的“日讲”典籍，也就是 《日讲解义》，方便他和胤礽日夜攻读。

    《日讲解义》里面的讲解，和一般硕学鸿儒对于四书五经的注释当然是大有不同，它更务实、更详尽，切实的结合当前的为政治民要义，对四书五经进行逐字逐句地解释、分析。

    用词严谨、凝练，条理顺畅，笔风恢宏大气，带有一种统治者独有的大局观视角，让胤礽每每读之，都有一种胸中豁然开朗的感觉。

    康熙皇帝把自己这些年为君的实践经验，结合儒家的精华典籍，用最详细的文字描述直白的教会他，如何用君王般的眼光，纵览古代典籍的精华，防止宝贝儿子跟着无逸斋的老师们学成了一个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

    比如讲《周易》，普通人只会讲解卦象的含义，无逸斋的老师们只会讲如何yin阳和谐，仁爱平衡天下，康熙皇帝讲的却是作为一个帝王，如何掌握事态发展的规律，如何圆融变通的利用这个规律。

    讲《论语·八脩》的“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时候，《日讲解义》站在帝王的立场对他做出提醒，为之君者，如果一开始就对大臣们触犯原则的小事儿容忍不出声，后面又优柔寡断不严加禁止，只会让帝王在臣子面前失去威信。侧面解说作为一个皇帝，如何御下，统领群臣。

    作为帝王之学的四书五经注释典籍，《日讲解义》可谓是集儒家经典研究于大成，荟萃历代学术精华。对比之下，胤礽儿时看的那本《四书直解》，就是专门给皇太子或者少儿皇帝准备的，最好的启蒙书籍。

    明代两朝帝师、万历首辅张居正大人，会同翰林院讲官们，专门为年近十岁的万历皇帝量身定做的，以最通俗的白话文写成的学习读本《四书直解》，获得了康熙皇帝的多次夸奖，“四书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