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叫狄赛尔的洋大人造的那什么车都用上了，要不然还搬不回来这么多呢！”这个士兵口中说的狄赛尔造的车，其实是采用了狄赛尔柴油发动机的载重卡车，一次可以装载3吨重的货物。
    经过统计，徐天宝和丁开嶂一共运回莫辛纳甘步枪二千条、丹伯步枪一千五百条，各种子弹五十万余发，重机枪2挺，76mm山炮1门，炮弹200发。
    虽然这些工艺比较粗糙的步枪徐天宝有点看不上，但真正把这些东西弄到手里之后，却又不愿意就这么把这批军火让给丁开嶂。
    “这样吧，这些步枪和子弹、重机枪咱们一人一半。”徐天宝说道：“你总不能白借我的兵吧？”
    即便分一半，丁开嶂依旧能分到莫辛纳甘步枪1000条，丹伯步枪750条，子弹二十五万法，俄式马克沁机枪一挺。丁开嶂的铁血会根本用不了这么多军火，事实上，丁开嶂也没有想到会缴获这么多。所以，虽然被徐天宝分掉一半，可丁开嶂依旧很高兴。
    “徐老板果然是痛快人~！”丁开嶂伸出右手，要和徐天宝握手，“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商人，如果中国所有的商人都象你一样就好了。”
    88不以为然
    徐天宝笑笑，说道：“丁兄过奖了。”
    丁开璋见四下无人，便说道：“徐老板可知我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在哪里吗？”
    徐天宝眉毛一动，心里依然猜到他要说什么，却假装迷茫地问道：“恕我驽钝~”
    丁开璋一字一句地说道：“那便是当今朝廷~满清朝廷无道，对内用强，对外卖国。就拿这次日俄交战来说吧，我有同学在日本留学，当初他们都是怀着一腔报国热血而去，当他们闻听俄人侵我东北，便组织抗俄义军。可朝廷非但不支持他们的义举，还要强行弹压，实在让人寒心。所以，他们之中很多人都加入了孙文先生的同盟会，立志推翻腐朽的满清，创立开明的新中华之国。”
    说罢丁开璋伸手拉住徐天宝的手，“徐老板有财有势有兵，如果能加入我盟，将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你便是天下人的功臣。”
    革命一词原是日本人对英语revolution的翻译，也是日本人率先用它来称谓孙中山的革命组织。据同盟会元老冯自由的《革命逸史》，1895年孙中山起义失败后，逃至日本神户，当地报纸的报道标题是《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这个题目让孙中山大为兴趣，此前他和他的同伴们没有用过革命这个词，用的是传统上习用的“起义”和“造反”。自此而后，孙党以革命为旗帜，革命一词即在日本留学生中流行开来，然后又流行到国内。当然，革命一词并未获得严格定义。孙中山的革命党，立志发起各地暴动，用以推翻清政府并获得政权———这当然是众人认可的革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反对暴力、亦复反对从清廷那里夺权，他们要求在不改变权力所有的前提下，改变权力自身的性质；所以，梁启超及其立宪派被目为反革命，乃在情理之中。然而，面对暴政，革命话语具有天热的道德优势，尤其对年轻人更有本能的吸附力
    徐天宝听了丁开嶂的话之后，笑了笑说道：“孙先生倡导共和，欲振兴中华，这自然是好事，可自下而上的革命比自上而下的改革更伤国家的元气，弄不好就如美国南北战争一般，到时候百姓遭兵灾之苦，生灵涂炭，有道是兴百姓苦，亡亦百姓苦。”
    丁开嶂说道：“不管是变法还是维新，都是要流血的，所两害相权取其轻，长痛不如短痛。”
    “比起同盟会，有一群人比他们更合适担负这个历史使命。”徐天宝说道
    “什么人？”丁开嶂忙问
    “北洋！”
    “北洋？”
    “对，北洋！”
    很多人都会问，中国历史为什么选择了袁世凯而不选择孙中山？这是具体而微的问题，必须分析双方的力量、制度和人望等因素，考虑哪一方更适应中国的国情；北洋是从淮军系统演变而来，到了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正式形成的一个具有家族性质的政治利益团体，结构相对紧密，以袁世凯为核心。且在晚清最后十年的宪政改革时期，北洋集团掌握了绝大部分的行政资源，并且以北洋为代表的晚清官僚们也在这场注定失败的改革中累积了大量的近代政府运作的经验。
    而以同盟会为代表的众多反清会党团体本身并未超脱中国传统会社组织形式，其结构的松散程度导致了内部山头林立，各个组织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而且尽管孙中山相对来说知名度比较高，但事实上在反清会党群体内部无论孙中山还是黄兴都缺乏足够的领导威信和能力。并且会党人员空有革命热情但是实际的行政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相对北洋诸人来说都普遍偏低。
    应该说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贡献是孙中山无法相比的。
    军事上，袁世凯创建的新军标志着中国军队从传统中世纪封建组织结构转变为近代化的军事组织力量，其表现在袁世凯在创建新军的过程中培养了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代表的大量近代军事人才，而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中国近代的政治走向。
    行政上，袁世凯在担任北洋大臣期间参照东西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创办了巡警局以及巡警学堂开创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开端。并且在联军交换天津期间用巡警替代军队有效的伸张了国家的主权。而且在晚清宪政改革中极力施行新政，彻底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开启民智，袁世凯在担任北洋大臣以及总理大臣过程中大量创办了新式学堂，并且大批派遣留学生出国，可以说晚清时期派遣的留学生数量之多唯有半个世纪后新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可以媲美。当然不能说这里面全是袁世凯的功劳，但和袁世凯为首的开明官僚的大力提倡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而孙中山对比之下则显得革命热情有余，实干不足，在国际与国内的威信也就无从谈起，可以说在一直到辛亥革命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孙中山相比袁世凯是缺乏影响力的。而且对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实际贡献来说，孙中山和袁世凯也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国际上的影响力，袁世凯自从担任北洋大臣以来，一直通过身边的幕僚蔡廷干与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里循保持紧密的联系，从而在莫里循对晚清新政的一系列报道中对袁世凯诸多溢美之词，使得袁世凯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相比孙中山要大的多。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以莫里循为首的西方记者无一不把拯救中国时局的希望寄托在了袁世凯身上，从而也使得列强在选择支持对象方面偏重于袁世凯而忽略了孙中山。
    孙中山虽然在日本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与支持者但是由于缺乏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与国际舆论的影响使得列强在考虑是否支持以他为首的南方临时政府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由于列强的举棋不定导致了南方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从而大大影响了战局，而战事的失利也使得列强转而支持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方政府。
    最后，中国的传统性的社会选择习惯使得袁世凯脱颖而出袁世凯无论从其出身已经政治经历都符合中国当时传统社会的道德认知与政治习惯，使得他得到了当时在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士绅阶层的认同与支持。孙中山虽然有革命激情和理想，但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主要精英阶层在经历了70余年的开国之后并未由传统的士绅转变为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会党并不能得到当时占据中国各个方面主导地位的传统力量的认可，这也是为什么辛亥革命时社会底层依然以为革命党是为了反清复明，给崇祯报仇，以及大批革命党人在革命成功纷纷被传统官僚所取代的原因。
    徐天宝问丁开嶂道：“把旧天下打烂容易，可如何建立一个新天下，同盟会现在可有长远打算？”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丁开嶂有些激动地说道：“这就是我们的纲领。”
    “驱除鞑虏？哪些人是鞑虏？将他们往哪里驱？满洲、蒙古、回疆，是不是我中华国土？再说平均地权，土地都有主人，如何平均？如何让田地多的人主动愿意把田地分给别人？”徐天宝问道
    丁开嶂一时无言以对，到最后，丁开嶂只能摇了摇头，说道：“认识事物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等徐老板你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你就会明白了。”说罢，丁开嶂再次和徐天宝握手告别
    “丁兄，虽然现在我们见解不同，但是不妨碍我们交个朋友吧？”徐天宝问道
    丁开嶂倒是很豁达，他摆了摆手，笑道：“那是当然~我现在要会张家口老家去了，如果徐兄什么时候得空，一定要来张家口一游。”
    徐天宝用力甩了甩丁开嶂的手，笑道：“到时候一定叨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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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见丁开嶂的队伍走远，一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才来到徐天宝身边，他名叫蒋富贵，是徐天宝新雇佣的老管家，主要负责一些生活上的琐事。他是由徐老爷介绍来的，以前给一位知府做笔帖师爷，徐天宝管他叫老蒋（⊙﹏⊙b汗）
    老蒋手里拿着一张拜帖，说道：“少爷，去拜访米振标大人的事已经压了两天了，才不去，恐怕要失礼了。”
    米振标，字锦堂，1858年生，陕西省清涧县人。清末毅军姜桂题部属,从毅军的行伍出身，历经中下级军官，一步步上来的。上次白音大赉、巴布扎布、陶克陶胡三路人马围攻贝勒府，率兵前来解围的就有米振标率领的一营人马。
    米振标是个典型的西北大汉，性格豪爽粗犷。徐天宝这次去拜访他，便为他准备了一批装备——200支全新的俄式水连珠步枪和10000发子弹。
    89大青山制铁厂
    米振标所属的兵马属于毅军，乃是清军将领宋庆所部。1862年（同治元年），安徽巡抚唐训方裁临淮军，以三营归记名总兵宋庆所统。因宋庆勇号毅勇巴图鲁，故称毅军。1866年，河南巡抚李鹤年为阻捻军入豫，募两军，各万余人。一为张曜统带的嵩武军：一属宋庆统带的毅军。1882年（光绪八年），宋庆统毅军徙防旅顺。1894年7月，该军四营随宋旧部太原镇总兵马玉昆赴朝，在平壤大同江东岸与来犯日军血战多时。9月，宋庆自率余部调防九连城。日军侵入奉天后，该军在宋庆统率下，转战于复州、盖平、海城、田庄台等地。后改编为武卫左军，驻防直隶。
    1904年（光绪三十年），日本和沙俄在中国东北爆发大战（史称日俄战争，日本称为“日露战争”），无能也无奈的清政府宣布中立，划定交战区供双方征战。为防止事态向关内发展，清廷调北洋武卫左军驻守热河，马玉昆率部自喜峰口至阜新布成防线，他亲驻平泉。其实，日俄战争之前，中国朝野“联日拒俄”的呼声很高。战争期间，日军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以“长白侠士”、“辽海义民”之类名义撰写檄文，在东北秘密张贴散发，号召民众助日抗俄。日军参谋本部更是派遣曾做过北洋军教官的大佐青木宣纯，以使馆副武官的身份紧急来华，与袁世凯面商日中联合组织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
    据史料记载，袁当时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的精干士官，与日军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秀才丘八吴佩孚需要说明的是，为日军做谍报并查点被俄军枪决的吴佩孚晚年坚持抗日立场，拒绝日本人的诱降。
    米振标在那次贝勒府之战中没有收获什么东西，他是达到最晚的，所以让人随便割了几个蒙古人尸体上的脑袋就回去交差了，也从来没想过会有人来谢他，徐天宝的到来让他很是意外。
    徐天宝直接把200支水连珠和10000发子弹双手奉上，把米振标乐得直龇牙
    “徐老弟太客气了，保境安民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话是这么说，但是礼多人不怪嘛！”
    “徐老弟真是会说话，比我这种老粗强多了。”
    “哪里哪里~怎么比得上米大人金戈铁马！”
    徐天宝和米振标你一句我一句地互相吹捧了半天，随后米振标又在军营里设酒宴款待徐天宝。一阵觥筹交错之后，徐天宝居然和米振标稀里糊涂地斩鸡头烧黄纸拜了把子。
    等徐天宝打着酒嗝回来的时候，狄赛尔已经在经理办公室里等他了。最近，狄赛尔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可以说，特斯拉那个科学怪才给了他很大帮助。在特斯拉的帮助下，狄赛尔冲破玄关，成功制造出来了柱塞喷油泵，将大块头的柴油发动机瘦身的同时还加大了动力输出，从翁衮山运输战利品的载重汽车就是出自狄赛尔之手的第一辆载重汽车。
    徐天宝看着狄赛尔带来的图纸，说道：“狄赛尔先生，我建议你按冲程，按工作循环，按转速，按燃烧室，按气体压力，按气缸数目，按用途，按供油方式，按气缸排列方式将柴油机分类，然后再逐一注册专利。”
    狄赛尔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自己发明的柴油机竟然还有如此多的详细分类。如果把柴油机进行这样的分类，那未来甚至在轮船、汽车、乃至火车、飞行器上都装上柴油机。
    “对了~你制造的卡车是不是也可以申请专利？”徐天宝问道
    狄赛尔摇了摇头，“这个我到不知道，不过可以试试。”
    1905年，信心满满的狄赛尔怀揣希望以及几十个大箱子的成品去欧洲申请专利了，从此，他不再是一个不得志的孤独发明家。
    而徐天宝也在送走狄赛尔之后，开始着手解决下一个问题，那就是元宝山的交通运输瓶颈。
    在义和炭场经过改造之后，煤炭产量日益增加。加上振华机器公司每天要往外运的香烟、手表、机械设备，还有新开辟的水泥厂以及尚在建造中的铁矿等工业设施，使得公司对交通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虽然各处之间已经有水泥路连通，但是眼下主要的交通工具依旧是畜力车，这是一种在北方常见的用马或者骡子拉曳的架子车，最好的车驮载能力也就只有2000斤左右，而且还不能连轴转。一方面是越来越大的运输需要，另一方面是越来越紧缺的运输能力，这种矛盾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憋闷的不安和焦躁。再靠架子车绝难支撑，而且即便畜力车可以招揽，道路的承运能力也有极限，再多的架子车在不宽敞的道路面前也只能形成堵塞。修路势在必行已是共识，但怎么修，修什么路却是问题。
    陆上修路，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铁路，要么水泥或者沥青马路。专门为自己的公司造一条铁路，眼下的徐天宝还做不到，也没人为徐天宝来做，而修水泥或者沥青马路也不是最好的选择。
    经过一番研究，在贝格尔的建议下，徐天宝决定修一条轻便铁路，这种轻便铁路的轨道仍旧仿造正规铁路一般用两根铁轨，但材料并不需象真正的铁路所需的那样粗壮，这样就降低了造价。而且轨距可缩小到3尺拉货时也不一定要用火车头，而是可以用马拉。这种轻便铁路，半个世纪前在欧洲就出现了。
    不过，贝格尔虽然想出了修筑简便铁路的办法，但行不行毕竟还要靠事实说话。为了稳妥起见，他先试验性地铺设了一截四百多米的试验用轻便铁路，一试之后发现完全可行。由于采用了铁轨、专用铁轮和车厢，运输时摩擦系数远远小于架子车泥地驮载之时。同样的马在拉架子车时2000余斤便显得有些费劲，但到了试验线路上拖曳近4000斤的货物仍显得绰绰有余，速度亦有加快。
    927
    徐天宝的计划是，用这种轻便铁轨连接义和炭场、机器公司、水泥厂以及未来的铁矿、煤矿，总里程将超过30里。眼下摆在眼前的问题是，购买何处的铁轨。其实这也不是问题，因为眼下汉阳铁厂出产的铁轨根本不能用。关键在与徐天宝并不想买进口铁轨。于是，大青山制铁厂和宋家营子的工程进度被提高，到8月中旬，大青山制铁厂竖起了第一架炼铁高炉和炼钢平炉，宋家营子也挖出了第一车煤炭。
    大青山制铁厂建成了每天可出生铁30吨的高炉一座，可炼钢15吨左右的马丁炉一座。虽然产量不能与“亚洲第一”的汉阳铁厂相提并论，但在后期利润上，大青山制铁厂可比汉阳铁厂高得多。
    以冶炼所使用的焦炭为例，汉阳铁厂炼钢所用的焦炭一开始全部从开滦购进，成本是15—16两银子每吨，后来萍乡煤矿建成出煤，焦炭售价才降低到11两银子每吨。而义和炭场和宋家营子所出的原煤再加上炼焦和运输成本，总共不超过6两银子每吨，自产自销体制下，大青山制铁厂仅仅焦炭一项每吨就比汉阳铁厂低了5两银子有余，而每炼成2吨钢铁就需要1吨焦炭，按照当时的价格，进口钢铁到港价大约在33两，刨去能源、矿石开采、冶炼成本，大青山制铁厂的毛利润在每吨13——14两上下，一月下来的利润足至少有5000—6500两之数，年利润率高达65%—7o%
    而且，由于汉阳铁厂炼不出合格的钢铁材料，中国在修铁路的时候，不得不大量进口外国钢材。如今只要大青山制铁厂炼出了合格的钢铁，从小里说，自己可以财源广进，从大里说，可以为国家节约大量的资金。而且，有了钢铁底子就可以生产别的东西，不会受制于人了，别说修筑简易铁路的材料不需另行购买，便是制造手榴弹的弹壳材料从此也不再需要假手于人。
    和之前一样，由于人才紧缺，大青山制铁厂的主要技工都是从各地官办铁厂挖来的，最多的一批技工来自上海江南制造局的炼钢厂。江南制造局炼铁厂始建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当时，清政府为制造枪炮需要，向英国购进3吨酸性炼钢平炉1座，在官办的江南制造局建造炼钢厂。翌年投产，日产钢10吨，开上海钢铁工业之先河。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在城南高昌庙地区辟地27亩，建设新的炼钢厂，又购进15吨酸性炼钢平炉1座，并陆续购置1吨转炉一座1.5吨、3吨电炉各一座，直径400～914毫米轧钢机4套、冷轧机5套、卷铁皮机1台，2000吨水压机1座等设备，生产圆钢、方钢、扁钢、角钢、工字钢、6～18毫米钢板、枪筒钢、炮筒钢等，供制造枪枝、快炮、舰艇及其他机件等军需之用。投产5年产钢7989吨，最高年产量2056吨。因其所产枪炮长期落后，抑制了炼钢生产，光绪二十四年后，钢年产量下降到500～600吨，炼钢厂陷入一蹶不振的局面。
    于是，振华机器公司的人一到上海挖角，许多炼钢厂的工人便纷纷擒来应募，他们先是从上海坐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到天津，然后再走陆路出喜峰口到赤峰元宝山。迎接他们的是5两至15两不等的工钱和干净整洁的集体宿舍，少部分经验老到的老技工还分到了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虽然这些小楼的样子没有上海滩上的小洋楼好看，但是足够一家三口居住。就算祖孙三代同堂，也勉强挤得下。
    大青山制铁厂的管理模式也与江南制造局那种官僚管理模式不同，这里虽然规矩多，工头成天扳着脸，管得也严格。不过，他们一不打人，二不骂人，就算活儿干差了，被扣钱，人家都是照着章程一条一条的念给你听，让你知道自己哪儿做错了。这比以前动辄挨打挨骂、甚至莫名其妙克扣工钱的工作环境强了许多。并且，工厂还包一日三餐，只消几个大子儿就能顿顿有肉，工人们很知足。许多人已经开始盘算，什么时候把家里的老小都接来口外住。
    90推销铁轨
    詹天佑和曹嘉祥一样，是清末首批留美幼童，对他们来说，除了少数几个受美国自由民主思想影响而滞美不归或重新返美者，大多数都有浓厚的传统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始至终都成为他们人生奋斗的目标。体现在对家庭和国家的态度上，一以贯之的就是“孝”和“忠”，这不得不说是当初上海出洋肄业局和哈德福驻洋肄业局的汉文监督及教习们对幼童们严格管束与灌输的结果，也正是当年曾国藩生前对幼童们寄以的期望。对家庭与国家的感恩使得这些幼童们回国后，不管安排在何种岗位，都能尽职尽责,毫无怨言。
    詹天佑回国之后，所有的工作安排都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他都是被动的接受者，当年在福州船政学堂学驾驶时，他是一名水师兵勇，或许是由于学业成绩好而成了一位教习，或者是因为长相太儒雅而无缘成为一名水师战将。在广东水陆师学堂，不论是讲英文还是测绘，他都一丝不苟，所谓官服其能，士服其教，说的就是这一点。或许他是幸运的，没有从事专业八年之后，由于邝景阳的推荐，重新开始了自己学有所长的铁路专业工作。十多年来，他也是自始至终默默奉献在铁路修筑的第一线，从最初的实习工程师到帮工程师，一直到能独立解决铁路修筑中的难题、独立主持一段铁路的修筑，成为中外注目的铁路工程师，一路走来，都是他在适应工作的需要。
    现在，已是身为四品的清朝高官了，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难以忘怀国家的局势，东北情势怎么样了？关外铁路还要不要修？日本与俄国还会不会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南方各省正在兴修的铁路会不会受制于外国资本及工程技术人员？大清国什么时候才能不受列强支配，对自己国家修铁路的事有自己的发言权？作为一个铁路工程师，他亲历亲见的许多事实，使他不得不忧心。
    这年春天，詹天佑得到一个好消息，因为他在收回和修筑关内外铁路过程中“尤为出力”，由袁世凯和胡燏棻联合保奏，“免选本班以道员选用”，由知府衔升为道员衔，意味着詹天佑又官升一级，京报人来家报喜时，全家人都很高兴，当然最为高兴的莫过于母亲陈娇了。
    此时此刻的詹天佑站在张家口附近的山岭上，这里的景色峰峦叠嶂，雄奇秀美，可在詹天佑看来，这种复杂多变的地形确实修建铁路最大的障碍。
    “难呐~！”詹天佑不由想起临行前与北洋大臣袁世凯的一段对话：
    袁世凯对詹天佑说：“我已向朝廷保奏你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两个月前我与胡（燏棻）大人联合保奏你为道员时，就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
    詹天佑说：“多谢大人！”
    袁世凯说：“京张铁路的修筑其实早几年前就有人提出来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朝廷成立商部，颁发了《铁路简明章程》，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铁路修筑，当时曾有商人李明和、李春等自称筹股600万两银，要求朝廷准许他们修筑京张铁路，后来又有商人张理谦、候学纶、王芝洲等要求修筑京张铁路，再后来，甚至有朝官御史瑞深代商人张锡玉、御史阿查本代商人李遇龙向朝提出修筑京张铁路，都被商部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