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东坡先生所言，男儿欲遂平生志，不仅要五经勤向窗前读，还得服剑乘马善射箭了？”

    国子监司业刘逵笑吟吟地发问。

    这话听着像玩笑，其实却含着一丝杀机。“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是宋真宗《励学篇》里的语句。宋真宗可不是随便苏东坡挖苦的汪神童。他要是乱开炮，回头就得有御史找茬了。

    “先帝的《励学篇》是鼓励无良田、无高楼、无良媒、无人随的寒门士子读书上进的。”苏东坡笑着说，“所谓穷文富武，习武的花销可比读五经高多了，不是贫家士子可以承担的。因此贫家子欲遂平生志，就只能读五经。勤读五经，乃是寒门上进之徒。对刘公路你是不合适的，你的岳丈现在可是海州巨富了，所以刘公路你的儿子还是应该允文允武的。”

    苏东坡的嘴巴真是不饶人，这会儿又把刘逵挖苦了一番。不过他的这番话也不是不能挑毛病，一个歪曲先帝最高指示的罪名大概是可以按上去的。

    当然了，只要东坡先生支持刘皇后当刘太后，那就什么麻烦都没了……

    觉得自己已经抓住了些什么的刘逵没有再和苏东坡斗嘴，而是笑道：“东坡先生，伊川先生，二位请坐吧。”

    坐而论道，当然是要先坐下再论的。不是坐椅子，而是依照古法席地跪坐。苏东坡和程颐坐好后，各子身后的弟子也都席地跪坐。

    首先开口的是程颐的高足侯仲良，他说：“请问苏门诸君，天、地、人，是否只一道也？”

    天、地、人之间是有一个道，还是有三个道，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一直是存在争议的。

    这个争议后世的人们不大明白，不过武好古的记忆中存在两世的知识，所以很能理解。“只一道”的意思大概就是存在一个“神”或者是“理”。虽然儒家一般不言鬼神，但是“天理”近乎于神，其实是在向宗教演变了。

    而“非一道”则是“天人相分”（这是荀子的理论），天归天，人归人。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这套理论发展一下，也许就是无神仙论了。

    侯仲良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想让苏门在“一道”和“非一道”之间做出选择，然后就能把论道拖向“孟子”和“荀子”两个路线的扯皮了。不过武好古的回答，却是出乎意料的。

    “天、地、人或只一道，或非一道。”武好古说，“既然以实证求道，自不能预设答案。只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只一道’和‘非一道’，对我辈而言，不是答案，乃是假设。

    圣人问道、求道，却很少言及天道，其精髓就在于问和求。孟子言天人合一，荀子说天人相分，其实都是大胆假设。天人或许合一，或许分离。究竟如何，还须后人小心求证，方得其解。

    而伊川先生的天理之说，同样是假设，是在孟子天人合一基础上的假设。所以天理之说可以信，可以不信，但不可以视之为终极之道。不可因为有了天理之说就不去求道，不去问道了。

    伊川先生，你说呢？”

    在苏东坡这些日子的教导下，武好古的嘴炮现在也越来越厉害了，一上来就把实证之说摆到了各种假设验证者的地位。

    这就让程颐很难反驳了，儒学现在还不是宗教，所以天理并不处于不可验证批判的地位。武好古的“假设之说”是站得住脚的。

    “那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是因为有仁、有义、有礼、有智、有信吗？”程颐开口提问了。

    程颐的问题可不简单！

    天理难证，那就从人欲来反证天理！如果人和禽兽有异是因为有“仁义礼智信”，那么“仁义礼智信”从哪里来？最合理的假设无疑是来自“天道自然”，也就是天理了。这样天理不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证明了？

    如果天理让人拥有“仁义礼智信”，以别于禽兽，那么“仁义礼智信”就是天理的一部分，人就应该遵守实行……这其实是道德神学的逻辑。

    “叔正，”苏东坡笑着接过了问题，“我在儋州时常常见到山野之民，他们不知有仁义，更不尊礼法。那他们是人乎？是禽兽乎？”

    “山野之民并非没有‘仁义礼智信’，而是没有人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仁义礼智信’。”程颐道，“如果能得到教化，他们就能知道‘仁义礼智信’。而禽兽草木，是没有办法教化的，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仁义礼智信’。”

    额，这好像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

    武好古吐了口气，笑着问：“伊川先生，世上并不只有‘仁义礼智信’，还有‘众生平等，慈悲为怀’，还有‘归心真主，真主至大’，还有‘人有原罪，神爱世人’。可见人有别于禽兽是因为可以教化，但是所信所知，乃是和教化有关的。而各种教化谁真谁伪，自然也要实践验证的。”

    “如何验证？”程颐眉头大皱，武好古话中有话啊！

    “自然是用教化来验证了！”武好古淡淡地说，“存天道，而绝外道！”

    这话说的……

    程颐的脸色微变，武好古好像在夺自家的道统啊！

    理学讲究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将灭人欲的道德圣人，当成了证道求道的路径。

    而武好古则拿走了程颐的“天理假说”，然后将“绝外道”当成了证明天理或者天道的途径。

    也就是说，就是要把相信各种外道的蛮夷统统教化了，才能证明天理（天道）和“仁义礼智信”等儒家道德是存在一定关联的。

    “那你相信天人合一之说吗？”程颐追问道。

    “信而求证！”武好古说，“先贤提出假设，我辈当信，然后求证。若不信，又何须求证？若不求证，就是盲信，就是蠢人。”

    武好古这是在构建自己的“神学体系”，神学的基础当然是神和信仰了。天理、天道创造一切和上帝创造一切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基督教《新约.约翰福音》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基督教的“道”，其实也有源头、本源的意思。

    所以构建出一个创造万物“天理体系”的理学，也就接近于宗教，可以回答关于世界观的问题了。

    不过武好古要让实证主义和神学体系共存，所以就提出了“信”和“证”同在的理念。

    “信”和“证”当然不是矛盾的，要不然基督教和天方教体系下怎么会产生和科学和理性派？早期的许多西方科学家不仅信仰基督教，甚至本身就是神职人员。比如开创日心说的哥白尼就是一位教士。

    所以“实证主义”并不属于无神论的范畴——有神是假设，无神同样是假设，都需要小心而反复的求证，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而有了“实证主义”，也不等于就不需要信仰了。后世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那些人，不都信仰宇宙真理？

    当然了，程颐的那一套理学也不能不加改造就全盘吸收，因为理学的体系虽然比较完善，但是存天理、灭人欲那套太消极，而且也不利于对外传播——道德标准太高了，可就没有人肯跟着玩喽。

    ……

    “东坡先生，武崇道，你们可畏天命？”程颐接着提出了问题。

    其实他并不太在乎武好古的“夺道统”，因为“夺道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继承了衣钵。

    “信天理”或是“信天道”，再加上“信而证”，已经构成了一个相当圆满的体系。

    不过这个体系是对大儒大哲而言，不是对寻常人而言的。

    所以在国子监论道的第二天，程颐一开始就拿出了“君子三畏”中的“畏天命”来提问。

    苏东坡回答道：“吾信天道，当畏天命，惧天怒。”

    这个答案，当然也是武好古和苏东坡反复讨论出来的。

    天道、天命、天怒，当然还有归天，凑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神学体系。

    神学是少不了天堂、地狱那一套的，连哄带骗加吓唬嘛！

    如果无惧无畏，那就不是神学了。

    武好古补充道：“信天道，当遵守五常、五伦，最后归于天。若不畏天命，则必造天谴，必为天所弃。”

    他进一步解释道：“天道是万物之源，是自然知道。五常、五伦可以解释为天道之德，是人性和天道的联系。最后归于天，则是人死后归于自然，归于本源，得到最后的解脱。而不畏天命，不遵守天道之德，那就会遭到天谴天弃，不得解脱……”

    “那么人言和祖宗呢？”程颐又把问题引向了更加敏感的“深水区”。王安石的“三不足”（其实不是王安石喊出来的，而是别人替他总结的）的第一不足是天命不足畏，这其实是存在争议的，但是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却是比较实在的。

    现在苏东坡和武好古已经将“天理”、“实证”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个相当圆满的体系，如果再能批倒新学，那么新儒家显学怕是要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