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转过身，默默地注视着脚下黑压压的文武百官，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良久，他才从宦官手中拿过诏书，声音洪亮地读了起来。
    读诏毕，王莽停了一下，又高声对群臣说：“昔周公代成王摄政，最终使成王归位。如今我为天命所迫，不能按自己的心意行事，此时心中的滋味，一言难尽！”说着，王莽语调已转悲凉，无数往事涌上心头，一时悲情难抑，热泪突然夺眶而出。
    群臣立刻匍匐在地，“万岁”的呼声如山呼海啸，瞬间席卷了整个皇宫，又弥漫到整个京城。长安城内外，一派喜气洋洋，百姓自发地穿上新衣，燃起烟花爆竹，大事庆祝。他们感到特别高兴，因为王莽的登基，每个人都有一份功劳。
    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民选皇帝”诞生了。
    十五
    所有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梦，那就是回到上古时候。
    据说那个时候，天特别蓝，水特别清，人民在尧、舜等人的领导下，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那个时候，天下没有黑暗，没有不公，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天下为公，实行井田制，有福大家享，有难大家当。人们的道德水平都很高，人人遵守秩序，“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人人都拾金不昧，而且男人和女人走路都不走同一条路，专门有“男路”和“女路”。
    中国的政治家特别强调秩序。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静态的，条理分明的。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三皇治世，五帝定伦，长幼尊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上天早就规定好的，并且在《周礼》等上古传下来的经典中阐明，天子的使命就是使一切回到原来的规定上去，克己复礼。
    使这个混乱的世界恢复到有秩序的上古时代，是过去每一位政治家的最高梦想，也是所有老百姓的最高梦想。
    十六
    王莽之所以含辛茹苦，殚精竭虑，拼命奋斗，牺牲了自己的儿子，牺牲了自己的健康，牺牲了做人的快乐，就是为了这一天，能够践履至尊，手握权柄，来改变万恶的现状，来实现“复古”这一辉煌的梦想，实现把《周礼》变成现实这一人间奇迹。
    王莽没有必要去考虑古代经典的正确性。这就像日月之明，是不需要证明的先天真理。因此，他也没有一秒钟怀疑自己彻底按古代经典去用人行政，会不会取得成功。
    皇帝和“摄皇帝”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滋味。现在，他分明感觉到自己已经站在天地之间，身上充满了神性，肩上沉甸甸地承担了上天亲手压上的担子。这担子，点燃了他体内的巨大能量。俯视天下，他心中涌起一股慈爱。他要对得起这些赤子一般可爱的子民。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个原来的工作狂现在变成了工作机器，每天工作长达二十个小时，经常连续几天不休息。激情就像熊熊燃烧的大火，吞没了王莽。他召来博学的大臣儒生，日夜探讨上古的制度，他们像一群考据学家，在语焉不详的经书中艰苦地跋涉。
    再难，他们也要走下去。因为，这是天下人福祉的关键所在。
    经过周密的思考，一项项措施出台了。
    第一项，恢复了上古的井田制，均分天下土地。
    贫富不均已经发展到了极端，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只有改革土地所有制，才能长治久安。
    上古时代，之所以人人富足，是因为土地均等。因此，王莽规定，人均土地一百亩，多占土地的人家，不管是富豪巨室还是普通百姓，都要立刻无条件交出土地，分给贫民，土地不许买卖抵押。
    第二项，是禁止奴隶买卖。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尊贵的。买卖人口是“悖天心，逆人伦”的罪恶行径，必须立刻停止。原有的奴隶，一律恢复自由民的身份。一道令下，三百六十万奴隶获得了解放。
    第三项，是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和铸钱，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
    王莽下令建立国家银行，贫苦百姓可以申请国家贷款，年息为百分之十，这样就杜绝了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
    第四项，从皇帝到百官，都实行浮动工资制。
    如果天下丰收，皇帝就享用全额生活费；如果出现天灾，或者治理不当，就按比例扣减生活费。百官的工资也根据百姓的生活水平浮动。百姓丰衣足食，工资就高；百姓饿肚子，官员也要跟着挨饿。
    王莽厉行惩贪。他下诏清查所有官吏的家产，发现贪污者，没收所有财产的五分之四，用来补充国家财政经费。他建立举报制度，举报查实，立予重奖。
    王莽又改革了全国的官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他按照《周礼》的规定，设了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按照《禹贡》的规定，把天下分为九州，恢复上古地名；按古书的记载，把太守改名叫大尹，都尉改名叫太尉，县令改名叫县宰，御史改名叫执法，长安改名叫常安，未央宫改名叫寿成室。
    王莽在长安城中心建了一个王路门，在门下坐了四个人，叫谏大夫，面向四个方向，听取四方百姓对政府的意见。这是按照《周礼》而设的。
    蛮夷之国，名字也必须低贱，这样才符合上古礼制。他把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把高句丽改为下句丽。
    王莽兴致勃勃地和儒士们讨论着官员、地名和人名，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这种讨论，使他的思绪回到了学生时代，给他带来了纯粹的快乐，他就像一个儿童，兴致勃勃地建着沙上之塔。
    十七
    然而，均分土地、解放奴隶和改个名字、建座宫殿有着太大的不同。当根本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所有的道德教化都失去了功效。让有地者交出土地，无异于痴人说梦。人们宁可交出性命，也不会交出几代人用血汗换来的土地和财产。
    人们无法与王莽的思想高度比肩。他们期望王莽做皇帝，原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没想到王莽却要让大家向他看齐，消灭私心，一心为公。王莽那仁爱、威严的形象立刻变得可怖起来。
    拥护王莽的主要力量立刻都站到了反面。
    王莽虽然是大家推举的，推举上去后，就成了大家的上帝，性命掌握在他的手里。王莽可能缺乏其他品质，可是从不缺乏决心。他认准的事，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他挥起鞭子，谁不执行，就把谁抓起来，不管他是皇亲国戚还是名公巨卿。
    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百姓涕泣于市道。坐买卖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犯罪的人越来越多。“吏民抵罪者浸众。”罪不至于死者被罚为官奴，不长时间内，二十多万人从上层社会成员沦为官府奴隶。全国各条道路上，都络绎不绝地走着一队队的罪犯，监狱几乎满员。其情形，竟和秦朝末年有些相似了。
    可是剩下的人，还是拒绝交出土地，奴隶买卖，还是屡禁不绝。
    十八
    王莽已经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中不能自拔了。他从形式主义中获得了巨大的快感，他用名称和制度建设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宇宙。他体验着创世的光荣。
    无限的权力足以把任何明智的人变成疯子。现在，王莽已经没有任何顾虑，没有任何限制，多年来积蓄在胸中的种种梦想，汹涌而出。他把帝国变成一个巨大的试验场，来试验他的种种天才构想。
    他认为自己是天才的经济学家，他设计了一套币制改革方案。
    葛承雍在《王莽新传》描述，在王莽的货币体系中，有大钱，有壮钱，还有幼钱、幺钱、小钱。他给钱币组织了一个家庭，排了辈分。除了钱，还有布，布的家族关系更复杂，有幺布、幼布、厚布、差布、中布、壮布、弟布、次布、大布。按照上古的制度，乌龟壳、贝壳也都成了货币。此外，还有货布、货泉、契刀、错刀、宝货。
    一个大布值十个小布，一个小布值两个大钱，一个大钱值五十个小钱。一个乌龟壳值十个贝壳，一个贝壳值半个大布。一个错刀值十个契刀，一个契刀值十个大钱。一个货布值两个半货泉……如果去请一位现在的经济学家，让他算算一个货泉值多少幼布，保管他算上一个上午也算不出来。
    老百姓没有上古时那么聪明，自然更是算不出来，私下里还是用汉朝的五铢钱交易，被抓住了，就要被流放，罪名是“扰乱币值罪”。
    十九
    天下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是汉朝皇帝在台上胡作非为，他们还可以原谅，毕竟汉朝的天下是人家刘邦提着脑袋打下来的。而王莽凭什么这么胡闹，他忘了他是大伙儿推选上去的吗？
    于是，在各地豪强大户的鼓动下，人民揭竿而起。大新王朝一下子岌岌可危了。
    天凤四年（公元17年），山东吕母起义，很快发展成为数万人。
    同年，河南南阳王匡、王凤发动绿林军起义。王莽数次派兵围剿，效果不大。
    汉宗室贵族刘玄、刘演、刘秀等纷纷投身起义军中。
    天凤五年（公元18年），山东人樊崇发动了赤眉军起义。
    豪强大户在汉朝社会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从汉初到王莽时代，刘汉宗室人口已经繁衍到十万之众。他们累代豪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根深蒂固，占有的土地和控制的人口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许多豪族都广蓄宾客，拥有庞大的私家武装。得罪他们，实在是不明智的事，即使你拥有再多道义上的优势。有人统计过，新汉之际，起兵反对王莽的义军首领中，普通百姓占百分之二十九，而豪强大姓占百分之七十一。可见，新汉之争，主要是社会上层因利益调整而导致的内部斗争。
    王莽并不在意。他顺利即位，充分说明了上天对他的信任。上天既然选择了他，他又这样兢兢业业、克己复礼，上天没有理由对他不满。不过，各地的起义军毕竟干扰了他的思路，让他不得不分出精力来应付一下。
    王莽自有王莽的做法。很长时间以来，他和各地的“奇人异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热衷于和他们探讨上天的心思。一个据说能通神的儒学大师被他请来，大师望天祷告半天，说，如果造一个“威斗”，就可以克住反叛势力。
    王莽命人以五色药石与铜合金，铸造了一个长二尺五寸，状如北斗一样的威斗，从此，这个威斗与王莽形影不离。每次出行，都有一个司命背负威斗在他车驾的前面行走。在宫中，也必须时刻有一个司命秉威斗站立在他的身边。这个威斗的把随着时辰变化不断旋转方向，王莽的座位也就时时随着转动。
    很显然，过度的脑力劳动，过分的自我克制，毫无限制的权力，以及老年人格改变，让王莽的大脑有点不清醒了。威斗并没有发挥作用，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经师们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颁布新历法。王莽命令太史令推算出三万六千年的历法，决定每六年改元一次，据说这样就可以使“群盗消解”。
    二十
    当然，王莽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指挥军队上面。可是这好像不是他的长项，他所信任的那些熟读兵书战策、据说精通六十三家兵法的大将似乎也不比那些草莽之徒高明。到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经过几年的东征西讨，王莽的领土日渐萎缩，全国五分之四的土地都已落入叛军手中。这个时候，王莽才真正着急起来，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成天地看各地报上来的军报。
    新莽地皇四年，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征讨昆阳。王邑集结四十万重兵从洛阳出发，旌旗蔽天、辎重盖地，据说还带了一大群虎豹、大象、犀牛等猛兽，以期获奇兵之效。然而这支大军在昆阳城下受到刘秀的三千敢死队袭击后，居然兵败如山倒，各不相顾，人马互踏，死者枕藉。四十万最精锐的新朝官兵，被一举消灭，王莽失去了基本的军事力量。
    恐慌像蛇一样悄悄地爬上了王莽的心头。他弄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上天要这样惩罚他。难道他的所作所为，还不够模范吗？虽然做了皇帝，可是他不好女色，不好享受，每天克勤克俭、兢兢业业，把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了这个帝国，从古至今，做皇帝做到他这个程度，应该是无可挑剔了吧，可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王莽感到非常委屈。八月二十，他率领群臣来到长安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在典礼上，王莽悲从中来，痛哭流涕。他边哭边叙述他做皇帝的始末，质问上天，他做错了什么？《汉书·王莽传》记载，在高高的祭坛上，王莽仰首苍天，悲凉地哭喊：“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喊罢，六十八岁的老翁王莽捶胸顿足，号啕大哭。
    灰蒙蒙的天空看上去那样高远宁静，一丝丝微风不断地从祭坛上掠过。
    王莽派出的军队越来越多地倒戈，到后来干脆一出京城，就举起了白旗。
    被天意弄得摸不着头脑的王莽终于开始向现实妥协。他匆匆下令，暂缓均分土地，开禁奴隶买卖。对于私铸钱币和“扰乱币值”的，也不再处死流放，改为没入官府为奴和罚做苦工一年。
    然而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十月初一，起义军进城。十月初二，攻陷长安。十月初三早晨，长安城内到处燃起大火，烈焰熏天，长烟遍地。王莽的卫队在宫门毫无希望地做着最后的搏斗。
    王莽戴上了纯金的平天冠，穿上了即位时那件华丽的龙袍，站在未央宫前的广场上，脚上的鞋却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司命手捧威斗，不断地报着时刻，王莽随着威斗的转动，按时改变自己站立的方向。
    皇宫内突然起火了，后宫许多宫殿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势迅速向未央宫扑来。还有一百多名忠诚的官员死死守护在王莽的身边。离他最近的，是前卖饼汉子，现崇新公王盛。这些年来，王盛的模样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胖了、白了，一举一动，有了贵族气派。只是，此时此刻，面对噼啪作响的火蛇，他的眼里又流露出那天早上在自己家门口遇见官员时的惶恐。在烈焰和喊杀声中，群臣劝王莽立刻离开这里，王莽目光迷离，厌恶地望着这些慌乱的大臣，歇斯底里地大喊道：“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喊声刚落，未央宫院门轰然崩塌，烟尘四起，起义军如潮水一拥而入。王莽周围的人一个个死去，一个军官杀到了王莽身边，举剑向王莽的胸膛刺来。这时，已经身负重伤的王盛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扑到王莽身上。
    王盛的一扑使王莽的生命延长了半分钟。半分钟之后，王莽的头被切了下来，花白的胡须染满了鲜血。如狼似虎的起义军欢呼着扑上来，一会儿工夫，王莽的尸体被砍成了碎块。
    二十一
    王莽的头颅被悬挂在城楼上，几个时辰之后，就被人们取了下来。人们把这个头颅当成了球，每个人都争着上前踢上一脚，不久就踢得稀烂。有人把王莽的舌头从口中剜出来，剁碎后分着吃了。似乎只有这样的举动，才能解除人们内心的痛恨。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个人是有史以来最坏的人，就是他，试图剥夺他们的土地，并把他们关进监狱。
    他们还告诉孩子，最大的罪恶是篡逆，而这个人就是最丑恶的篡逆者。他们搜肠刮肚，在公开场合，寻找出最恶毒的词语来咒骂这个人。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让自己忘记，当初正是他们把这个人送上了皇位。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从篡逆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
    后记
    我每天打开email信箱的时候，里面几乎都有读者的来信。他们多半是表示对我的鼓励，也有人希望和我探讨一些历史问题，还有的主动给我寄来各种资料，认为我也许用得上。当然，他们都是普通读者，其中的大部分人在读我的作品前，很少甚至没有读过历史类书籍，没想到历史这么有意思。
    这些读者的存在，对我绝非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在我下笔写每个字的时候，头脑中都萦绕着他们的影子。忝列“非专业历史写作者”序列中，我十分看重读者群中的这些普通读者。
    毫无疑问，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里包括历史。因为历史是如此好玩，又如此有用。
    然而，在大众历史热出现前，真正的历史，对中国普通读者来说是不存在的。对古人来说，历史由两类构成：一类是“二十四史”之类的帝王家谱，另一类是由忠奸斗争构成的评书演义。进入现代，历史的内容丰富了一些，不过仍然与真正的历史不搭界。对我们来说，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以下三种东西：一种是帮助人分辨正确和错误，以建立某种人生观、世界观的工具；一种是历史学家们艰深晦涩的专著；还有一种是影视剧中与真实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戏说。
    因此，大众历史热的兴起，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件毋庸置疑的好事。这使得几千年来，普通读者首次读到某些真实的历史。换句话说，大众首次得到了历史写作者的尊重。
    大众历史热的兴起，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写史者大多是我这样的非历史专业写作者。历史学术的表述形式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史学家们的工作成果很难为大众所分享，这为非历史专业写作者提供了机会。这些写史者的兴趣结构和普通读者相近；与历史学家们的见怪不怪、毫无感觉比起来，他们有更大的热情、兴趣和浓厚的好奇心，见了什么都要“大呼小叫”、啧啧称奇。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打破冰冷史料、艰深论文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障碍，把历史这个本来就极其有意思的科目讲得好玩、精彩、有滋有味，就像我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所说的，使“历史比小说更有趣”。
    不过，在把历史讲得好玩之外，我还有更大的“野心”。我认为，大部分读者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史识”，或者说“反思”。这种“史识”不是指史书中那些可以供我们“经世济用”的“权谋”、“方略”、“管理之道”，而是更深一层的东西。永远不要低估读者的需求品位，特别是不要低估这种需求的意义。历史是记忆，更是反思，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只有与当下结合起来，历史才真正有意义，因为通过了解祖先，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回望来时路，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定位此时的坐标。这不仅仅是“食肉者谋”的事，因为只管低头拉车，不用抬头看路的幸福时代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有责任思考范围更广阔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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