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早上，掉下去的窗帘昨晚也没来及挂，上海的阳光从窗棂里照进来，明媚得让人睁不开眼。这一觉是如此深沉和漫长，一路在船上，几乎没得到好好休息，即使睡了一夜，依然还腰酸背痛。
    安娜摸了摸肚子，很欣慰。为了宝宝，她强制自己学会了没心没肺，要平静，有事不要往坏处想。
    下楼时，她看到陶伯正垂首站在门外，后面跟着两个人，每人抱了一摞厚厚的账本。院子里还有林伯，在擦洗汽车。好像戴家回来了女主人，以往的汇报、请示、干活的老习惯也“唰”地回来了般。
    安娜苦笑，自己可不会管理公司和人，也看不懂、听不懂太复杂的账目。
    她坐在客厅里，就看着陶伯进来，煞有介事地让那两个跟从把账本放在桌上，然后规矩地垂着手，向主家汇报八一三战事以来的损失——真是惊人的损失！每一笔都数以亿计、十几或几十亿......安娜听着有些木然，毕竟数额再庞大，现在钱也不值钱，就是一堆数字而已，但多少座工厂被毁，多少幢办公楼需要维修，才真正听得她心惊肉跳，原来戴宗山真的富可敌国，这种损失对他也像一个国王失掉半壁江土。
    安娜懵懵懂懂听了半天，禁不住打了呵欠，陶伯一下子就不好意思了，“老板没回来，得向您汇报一下。您有知情权。”
    “我有知情权，但我也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做。您觉得怎么做合适，您就怎么做吧，等老板回来，您再向他汇报一遍。”女主人说完，又想起来了，“我的纺织厂和面粉厂怎样了？”
    “纺织厂在战事中，遭了炮轰，引起了火灾，把纺织品和厂房烧得一干二净。面粉厂好一些，只是半个厂房受损，设备都完好无损，现在正一边修葺厂房，一边正常经营生产。只是工人的工资，因为通货膨胀胀，提高了好几倍，还没来及向太太禀报......”
    “很好，应该提高工资，否则工人也没法活了。”
    关于自己名下工厂状况的账本，安娜也没心思看，坏消息还需要看不堪的细节么？她让陶伯把账本放到戴宗山办公室去，自己便出了门，坐车去娘家和南京路自己的店铺看一眼。
    林伯开着车，一路轻言慢语地述说，淞沪战争打得有多激烈，炮弹在城市上空乱撞，子弹在大街小巷乱飞，不说士兵，就是平民都死伤如白菜萝卜，大街上乱七八糟躺着的，到处是人的尸体，很多人在大街上奔跑时就给活活打死了，一些人在自己家里坐着，一炮弹落下来，就上了黄泉路......那三个月，整个城市如人间地狱。
    安娜在一路逃亡的路上，也受过苦，也见过大量难民的死伤，听着竟有些麻木了。
    安家的小楼破损了一角，但是修好了，墙缝里有新旧水泥的痕迹。
    安娜走进客厅，看到父亲时，不由怔了，平时那么一个悠闲、不爱操心、得过且过、爱抽两口鸦片享受片刻安宁的人，竟然神情呆滞，披头散发，衣衫不整，邋里邋遢窝在肮脏沙发的一角，枯枝般的双手抱着自己瘦削的肩，整个人如木乃伊一般恐怖。
    “爸。”安娜在老人身边蹲下来，“节哀顺变。”
    路上，林伯已把高顺详在战事中死亡的事告诉了她。他还是个少年。
    平时安娜对这个同父异母弟并没多少感情，何况他的出生，意味着是和自己与安伊争夺安家财产的。可以说平时姐弟间的关系很一般，不知为何，当听说这个少年在战争爆发后特意回国，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最终被一粒子弹击中跌进河里时，还是心里揪疼了一下。他是父亲最在意的男嗣，是父亲人生中最炙热的希望。
    安德老眼昏花的眼睛看了半天，才似乎认出眼前人是谁，悲鸣地叫了声，“安伊！”身子一歪，扑到女儿身上，哭得如一个孩童。
    安娜觉得，父亲的灵魂消失了，人生干瘪了，他的余生除了沉浸在无尽的失子悲痛中，不会再有生命力了。可惜，远在重庆的继母黄澜玉还不知情吧。
    她也没打算打电话告诉她。活着的人，能快乐一会儿是一会儿吧。死亡很长久，可以死亡后再细细体会亲人不在的哀伤。
    安娜让父亲跟自己走，带他上了车。
    车子特意绕道南京路上，安娜没下车，隔着窗玻璃看了看自己的霓裳衣店，店铺尚在营业中，能看到客人在进进出出，能看到员工在殷勤地为客人服务。和整个南京路商业街一样，大家都在颓废地经营，毕竟人们还需要吃饭。但繁华、光彩夺目的东方第一商业街，即使依然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已不复战前的盛况。
    难道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上海虽进入压抑时期，但安娜清楚地看到戴宗山的属下已自发地尽量恢复以前的经营生产，即使老板没在，群龙无首，但龙身依然在有条不紊地自我修复，非常高效。这是戴宗山选人用人的胜利。
    安娜回到家，给父亲换洗好衣服，把他安排在北边的配楼里，便于自己随时照顾。
    作为戴太太，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她第一次把院里的帮佣和花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