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873年的“第二版跋”对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述
    如果只是局部而不是总体地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好像是先验构想的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针对这个疑惑做了说明，这就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方法最完整的表达。“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作为方法创新，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方法论，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体系创新中运用的全面而具体的体现。
    马克思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实际上，“研究方法”就是马克思在《导言》中讲的“第一条道路”，而“叙述方法”正是马克思讲的“第二条道路”。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不同，研究方法在第一环节必须充分占有资料，第二环节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第三环节就是寻求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1857年之前，在马克思经济思想以研究为主的发展过程中，他就完整地走过了这三个环节，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写下了300多万字的研究笔记。这些材料集中体现于马克思的《巴黎笔记》《伦敦笔记》中。然后，马克思又从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中找寻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巴黎笔记》中有马克思的见解，《伦敦笔记》中可以看到他的货币体系及其发展形式、货币的职能等比较完整的研究性分析。
    这些研究完成以后，才有《资本论》叙述的开始。叙述方法是以研究方法为前提的，研究方法达到什么程度叙述方法才能达到什么程度。马克思认为，他的《资本论》理论体系是长期研究的结果，是他长期研究西欧的特殊的情况、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的结果。就像我们现在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为前提、为基础。
    马克思在以研究为主的政治经济学阶段撰写的著述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经济关系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一开始研究的就是工资、利润、地租这样一些具体的问题。从现实实际出发，马克思得出了一系列反映实际关系的理论结论。《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这三篇著述在马克思以研究为主的经济思想发展阶段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重要性首先体现了马克思方法论的重要进展，体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历史的辩证分析；其次体现了马克思对经济关系的探讨；最后说明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脱离现实经济问题。《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关注的是19世纪40年代末曼彻斯特学派乃至整个欧洲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是那个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最热门的话题。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一开始就没有脱离现实经济问题。
    我们在探索马克思经济学的来源问题上，有一个不甚正确的说法，即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只是在批判古典经济学中发展起来的。实际上，马克思经济学也是在对现实经济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现实经济关系和那个时代的经济理论与现实也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来源，而不仅仅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
    我曾经做过比较机械的统计，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的经济学家中，有经济学著作和经济学理论观点的大概有200多位，其中1843年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时已经去世的经济学家不到一半，1843年后还活跃在欧美经济学界的经济学家超过50％。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主要论战的对象，如在专门章节中做出论战的西尼尔、威克菲尔德，就是当时主流经济学流派的重要人物。美国经济学家凯里也是当时非常活跃的经济学家。1857年，马克思从批判凯里的经济学理论切入，回答了当时主流经济学关注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在实现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和创新中，从来没有脱离现实经济问题而只从事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
    马克思有过以研究方法为主的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也有过以叙述方法为主的经济思想发展过程。1843—1857年是马克思以研究方法为主的经济思想发展阶段。从1857年的《导言》起，马克思转为以叙述方法为主的经济思想发展阶段，从这时起，马克思开始进入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过程。
    马克思在1857年之前的以研究方法为主的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同样有经济学上的重要成果，如《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这也是他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重要成果。
    出版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先于《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20年问世，到2017年正好出版170周年。《哲学的贫困》这一文本比较特殊。原来我们读《哲学的贫困》感觉不太容易理解，现在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中文版已经出版了，对照着读，更能体会到《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论述的意蕴。《贫困的哲学》分为十四章，第一章讲宗教社会问题，第二章围绕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展开，第三章到第十四章是对经济关系十个阶段的研究。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并未对蒲鲁东的书逐章做出批判，只指出了它在价值理论、分工、竞争、垄断这些问题上的错误。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一节，马克思对方法论的七个问题做出了阐释。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表达。开头四个问题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方法，第五、第六、第七个问题是关于经济思想史的方法。我们以往对这七个问题的理解过于简单了。第一个问题讲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来历”，第二个问题讲范畴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第三个问题讲范畴与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性，第四个问题讲范畴之间的辩证的逻辑关系。接着的第五、第六和第七个问题，讲了经济思想史的方法论问题。为什么有的原理出现在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的某个世纪，有的经济思想只产生于17世纪？马克思集中讲了经济思想产生的历史性、社会性及其内在联系问题，讲了经济学的“剧中人”和“剧作者”的关系问题。经济思想家作为“剧中人”和“剧作者”的双重身份，说明经济思想史家自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
    1857年以后以叙述方法为主的政治经济学过程，在总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导言》为起点，以写作总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为显著标志，跨度从1857年开始到1862年底这一时期；第二阶段从1862年底决定以《资本论》为总标题写作政治经济学著作为起点。在这两个阶段，马克思写了三部经济学手稿。
    第一阶段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经济学著作标题的叙述过程。这一阶段，马克思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叙述的两个结构计划，即“五篇结构计划”和“六册结构计划”，相应地写了两部经济学手稿。
    第一部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按照“五篇结构计划”写的。这一结构的纲要就是：第一篇，一般的抽象的规定；第二篇，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第三篇，资产阶级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第四篇，生产的国际关系；第五篇，世界市场和危机。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是按照“六册结构计划”写的。这一结构计划的纲要就是：第1册《资本》，第2册《土地所有制》，第3册《雇佣劳动》，第4册《国家》，第5册《对外贸易》，第6册《世界市场》。其中，第1册《资本》分作四篇：第一篇《资本一般》，第二篇《竞争与许多资本》，第三篇《信用》，第四篇《股份资本》。再进一步，《资本一般》又分为“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总过程的统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的两次调整以及相应地写作出的这两部手稿说明，《导言》提出了“第二条道路”的方法论问题，在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实际叙述中，还有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在叙述过程中，还会有新的研究过程出现，时常有叙述和研究并列和交叉的过程。叙述过程有研究，研究推动了叙述的完善。在提出“五篇结构计划”时，马克思的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发现和创立了完整的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之后，不仅叙述过程有了变化，而且经济学体系结构也有了重大调整，形成了“六册结构计划”。在对“六册结构计划”的叙述中，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生产价格理论和地租理论，使马克思在经济学理论及其体系结构上又发生了重要变化，最终形成了《资本论》“四卷结构”。
    “六册结构计划”对“五篇结构计划”的调整，主要表现在原来五篇中的第二篇，分解为《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三册。原来第一篇关于生产一般的内容，放在《资本》册的开头作为概要叙述，不再独立成篇。马克思“六册结构计划”的演进表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包括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即国际经济关系的结构；同时也是一个包括国家内部经济关系的结构。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就提出国家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当时对于国家的经济职能的研究，大家都还停留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思维之中。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看不见的手”时，第一次工业革命还只初见端倪，斯密的理念显然是超前的，因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同步的。到18世纪70年代《国富论》发表时，工场手工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时他提出了国家“守夜人”的问题。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认为政府有三个职能：第一，防止一个国家遭受另外一个国家的侵略，建立国防；第二，保护私人财产免遭掠夺，要维持社会安全和秩序；第三，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这些形成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信条”。后来，这个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失灵了，当时李嘉图说资本主义不可能爆发经济危机，但在他去世后不到2年，1825年经济危机就无情地爆发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人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提出质疑。马克思提出来了，马克思要研究在这个时期提出的经济危机理论，要研究国家的经济作用和经济职能问题。从1825年经济危机爆发起，过了111年，凯恩斯才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信条”做了抨击，提出了国家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的问题，即他所说的“国家总揽”的问题。所谓“凯恩斯革命”，就在于对市场完全能解决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问题提出的质疑。凯恩斯在1936年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在1857年就已经纳入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了。
    《国家》这一册主要研究和叙述什么？马克思在写于1857年的《巴师夏和凯里》的短篇手稿中做了说明。当时，分别以巴师夏和凯里为代表的两大主流经济思想流派迎合了法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包括国家对外的经济关系处理上的不同政策。以法国为代表的经济学当时已经转到“贸易保护”，以美国的凯里为首的经济学家则大力倡导“贸易自由”。这两个国家政府对经济作用的影响不同，导致经济理论也有很大的差异。法国在当时的欧洲经济处于落后状态，不主张自由贸易，希望通过贸易保护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而美国有发展上的优势，主张全球自由贸易，这是由两个国家发展的政策和国家发展的要求不同而产生的。马克思分析了两个国家由于国情的不同，其中包括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导致经济学理论上的重要差别。
    现在的市场经济是否等于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主张？古典市场经济主张：第一，听任“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第二，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现在的市场经济增加了什么内容？凯恩斯理论之后增加了两条：第一，就是除了“看不见的手”，还要伸出另外一只“看得见的手”；第二，管得最合适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因素还是外在因素？古典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是外在因素，现在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是内在因素。宏观调控是事后调控，计划调节是事前调节，所以计划不等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事后调控，国家有货币流量调控等。我们讲的计划调控、计划经济是事前调节，计划和市场不等于宏观调控市场，因为市场的自发性矛盾和滞后性需要事后调节，但是我们讲的计划经济和宏观调控不是一回事，这里要深入思考怎么把马克思高度关注的国家问题，纳入当代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