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桥下，周红梅守在水果摊边上，不时用花洒往水果上喷些水。经年累月的艰辛与隐忍都压进了她薄薄的脸皮里。汽车卷起的烟尘、夏日难逃的热浪、透湿衣衫的汗水都变成了旧塑料袋里零碎的收入。她一遍遍地清点、一次次把各色面额的票子分门别类码好，佝偻又认真的动作背后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支撑着——支撑着她忍受命运长久以来的不公。
    忽然，小商贩们骚动了起来，手脚麻利地迅速收拾东西。周红梅赶紧骑上三轮车，拼命蹬了起来，各种水果噼里啪啦掉了一路。她蹬死了三轮车，眼看就要被飞奔而来的城管追上了。
    突然，她脚下轻松了起来，回头一看，原来是王晓菁正推着她的车跑。
    “右拐！右拐！走小路！”王晓菁大喊道，一边把提子等车上最贵的水果盖好。
    周红梅和王晓菁躲进了一个居民小区。王晓菁扒在墙边，眼看着城管们吹着哨子去追大路上的小贩，这才回头冲周红梅一笑说：“妈，没事了！”
    夕阳西下，王晓菁推着三轮车和母亲周红梅一起走回家。周围的环境从光鲜热闹渐渐变得破败脏乱起来，就连梧桐树荫也变得稀疏了。所有的色彩都降低了饱和度，只留下生存和挣扎的本来面貌。
    她们正走向宁海市城南的一处城中村——何家村。外面的世界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不远处，簇新的楼群如利齿，不断向前推进，啃咬着城市的边缘。可何家村却像被时间忘却，长久没有变化。唯有墙上刷着的“拆”字昭示着它可能的结局。
    空气中挥散着酸腐的味道，一闻就是贫穷的样子。王晓菁的家正是在这里。她曾在一个中产家庭里成长到十六岁，然而命运的变化如同海浪，一浪一浪将她和母亲排挤到了城市的边缘上。
    母女俩在蛛网一样的道路里穿行, 走到了城中村的最深处。她们把三轮车停在了一栋老旧楼房前，就把一箱箱水果往家里搬。
    说是家，其实不过就是一间二十平米的地下室。家里塞得满满当当，到处堆着周红梅舍不得丢掉的旧杂物。当夕阳的余晖撤走最后一点光亮时，母女二人终于搬进了全部水果，这时家里几乎都下不去脚了。
    王晓菁环视一周说：“妈，等过段时间不住这了。”
    “不住这住哪？一个月才五百块。要不是你何叔，哪能有这么便宜的地方住？”周红梅收拾着东西说。
    王晓菁却按住了母亲的双手，握在自己手中。周红梅的手上有车把磨出的老茧，有菠萝割出的伤口，还有嵌进指甲缝中的污泥。她低头看着母亲的手，认真地说：“等我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换个大一点的地方去。”
    “你省着点花。我住这都习惯了。”
    “可我不忍心你住这种地方，都四年了……”
    “只要你好就行了。妈一直觉得……觉得挺对不起你的。唉，要不是家里这些事，房子都卖了，你也不至于受这么多苦，为个奖学金连想上的北大也上不成……你爸也一定觉得挺对不起你的。”
    “这关我爸什么事？”王晓菁一下焦躁了起来，放开了周红梅的手。
    “我去做饭了。”周红梅走了两步，扭头说，“去看看你爸吧。”
    一块布帘子将地下室隔成了简陋的两间房，外面摆着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就算客厅，里面有张1.5米的床就是卧室了。王晓菁去到卧室，站在了五斗橱前。
    五斗橱上放着一个香炉，里面盛满了香灰。香炉后面放着一尊瓷观音像。观音的头顶上是一张中年男人的黑白素描。香炉前有一层薄薄的香灰。王晓菁拱起手把灰扫进手心，便久久地站立在那里，凝视着那幅素描。
    在王晓菁的记忆中，她曾经很怕父亲王河山。王河山是一个严肃寡言的男人。作为一家生产企业的质检主任，王河山一直以质检产品的严苛标准对待她。王晓菁成绩拔尖，多才多艺，在画画方面很有天赋，但父亲总能在她身上挑出毛病来。她甚至觉得自己一直是在为赢得父亲的欢心而活的。
    王河山对女儿的管教简单粗暴。对于一个生产车间走出来的人来说，最佳的衡量指标就是分数。于是王晓菁的学生时代就像是一把刻度明确的标尺，被大大小小的分数仔细衡量着。九十分以下，王晓菁就要做好劈头盖脸一顿臭骂的准备。九十分以上，王河山会板着脸细问一个个错误。即使考了满分，王河山也会说下次你还能保证考那么高吗？
    她觉得父亲对她太挑剔了，简直就不像亲生的，有时连忘了锁门也能被骂上个半天。她不服气，开始反驳王河山在饭桌上的话，在外人面前也丝毫不给他面子。她常常和学艺术的学生混迹在一起，或是藏在美术教室里画画不去上课。她靠小聪明把老师家长耍得团团转，喜欢研究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只要是父亲不懂的领域，她都会去看一看，然后找机会在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