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放在支架上的手机突然有电话打来。
    宋玉风对任南野说抱歉，他握住方向盘，另一只手戴好蓝牙耳机摁了接听。
    南疆那边的工作人员打来的，车内只有他们俩，足够安静，对话内容一字不落地钻进任南野的耳朵。
    通话结束，任南野问：“采访有问题？”
    “原本定了外景访谈，但是气象台报道那边天气不好，只能调整拍摄流程了，”宋玉风把着方向盘，说：“麻烦帮我拨个电话。”
    任南野拿过手机递给宋玉风，打算让他自己解锁
    宋玉风没接，直接报了串数字。
    404404
    解开锁屏，按照宋玉风念的号码拨过去。
    接电话的人是摄像，听声音像个年轻男孩。
    宋玉风告诉对方更换采访地点，联系好对接人，末了提醒他需要注意的细节。
    趁此间隙，任南野咂摸了会儿他的密码。
    404，有点意思。
    工作安排好，宋玉风说：“再麻烦调下导航，这条路我不太熟。”
    身旁人没反应。
    宋玉风瞟了眼，瞥见任南野捏着手机，盯住玻璃窗上的某个点发愣。
    “想什么呢？”宋玉风说：“这么专心。”
    “嗯？”回过神来，任南野把手机放回支架，笑说：“你的密码还蛮特别的。”
    这种事属于私人范畴，不适合分享也不适合闲谈，但没料到宋玉风会主动接过话头。
    宋玉风说：“也没什么，这几年做过一些选题，最后都404了。那会儿刚换的手机，干脆用这个当密码，好记。”
    他表情漫不经心，言语间轻描淡写，把那点落寞藏得谨慎。
    做新闻的人都知道，一期选题从初选到播出并不容易，有的班底和团队忙活十多天，可能就为了能在全国观众面前呈现出那么几分钟的画面，更有甚者，为了一个写实镜头，可以走过千里迢迢，穿越枪林弹雨。
    还原事物的本质和真相本来就没那么简单。
    打开了话题，宋玉风顺嘴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这行的。”
    任南野没回答，他拧开两瓶矿泉水，把其中一瓶递过去，反问：“你呢？”
    “太久了，”宋玉风接过来喝了口水，眸光下垂，像在回忆：“可能十多年了吧。”
    “那么早，”任南野想起昨晚的十八线小论坛，说：“汶川大地震那会，你去过前线？”
    这不是疑问的语气，宋玉风点头。
    任南野说：“我看到网上的小道消息，韶坊台做过汶川地震的十年回访，但是那期节目怎么搜不到呢？”
    “那期啊，”宋玉风扯了扯嘴角，略微自嘲的说：“404了。”
    “没播？”
    宋玉风淡声说：“嗯。”
    任南野忽地想起论坛里提到汶川地震时死亡的记者。
    宋玉风说：“其实这种题不好做，又麻烦又没什么收视率，领导不签字很正常。”
    任南野抛起矿泉水瓶，又接住，他问：“那为什么还要往上报选题？”
    “我刚入行那会，遇到了一个师傅，08年汶川地震就是他带我去的，”宋玉风的声线不自觉放低，像蒙上了一层泛黄的胶片质感。他没有提工业城市瞬间被摧毁，没有提上万的遇难人口，也没有提灾难的惨状，而是说：“十年过去，我们只是想回过头去看看，汶川变成了什么样，那些在地震中幸存的人又成了什么样。”
    做新闻这么多年，比起刚性采访，任南野更关心大时代里的芸芸众生。
    来了兴趣，任南野问：“还记得大概采访了多少人么？”
    “十多个吧。”宋玉风眼眸微眯，像是掉进往事的漩涡。
    “都什么样啊。”任南野说。
    宋玉风想了想，说了个有印象的，“我记得有个老医生，六十岁左右，头发全白了，他有一本笔记本，里头都是汶川的剪报。他说自己到现场救的第一个人，是个七八岁的孩子，那小孩刚抬出来的时候，大腿被柱子压坏了，需要做缝合。”
    “没有电，”宋玉风目视前方：“全程五十分钟，用蜡烛照着做的。那老医生后来再也没去过汶川，就连出去旅游也会刻意避开这条线。”
    “有心理创伤吧，”任南野说：“听说很多去过汶川的志愿者都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宋玉风没回话，在不自觉中垂了手臂。
    气氛变得伤感，任南野不太习惯，于是开玩笑的说：“你有吗？”
    宋玉风一下就笑了，他放慢行车速度，让对头车先过：“如果有的话，我会去看心理医生。”
    任南野说：“你倒是挺坦荡。”
    天南地北的聊着天，不知不觉就到了机场，车子刚驶进停车场停好，后面的商务车就下来了三个男人。
    “都是电视台的，等会儿介绍你们认识。”宋玉风说：“走吧。”
    “老大，早上好，”打招呼的大男孩长相清秀，戴着顶棒球帽，青春无敌的笑脸，像清晨七八点钟的太阳。
    “早，”宋玉风站在四人中间，挨个介绍一圈：“这位是任主持，以后负责新节目的出境采访，这是何安忆，编导，李白是场记。”手腕转了个方向，指了指那个大男孩，“他叫范小西——”
    “野哥好，我是摄像，”范小西笑得露出小虎牙，上前握住任南野的手：“第一次见面，多多关照啊。”